西藏：扎实推进雪域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牵头单位：市环保局，配合单位：市工信局）33.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治理专项攻坚以减少重污染天气为着力点，制定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聚焦重点领域，明确攻坚目标和攻坚措施，加大秋冬季和初春大气污染防治力度。

今年的采暖季结束后，生态环境部将会同各地科学合理安排2019年散煤治理计划。据刘炳江介绍，从2018年6月起，生态环境部从全国抽调环境执法人员，对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开展强化监督，发现涉气环境问题交办地方整改，有效遏制了违法排污行为。

据刘炳江介绍，京津冀区域每平方公里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是全国平均值的4倍左右，远远超过环境容量和大气自净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气象条件不利，就会发生重污染天气。总体来看，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重点还是几个结构调整的问题。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对未完成秋冬季攻坚目标、大气问题突出、污染反弹严重的8个市县进行公开约谈。对于合法守法企业，要增强服务意识，帮助企业制定环境治理解决方案，重视并解决企业对环境监管的合理诉求。

其中，到2020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比2015年下降15%以上。此外，我国大气环境管理能力显著增强。2018年1月，加拿大另一个净出口省安大略省也加入了这个碳市场，这个市场成为全球仅次于欧盟和中国的第三大碳市场。

根据标准，年排放达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或综合能源消费量1万吨标煤及以上、装机容量6000~7000千瓦级以上的独立法人火电厂都会被纳入全国碳市场。按此推算，发电行业的整体碳排放量约为30亿吨二氧化碳。根据媒体报道，会议延期是因为对部分问题的讨论难以达成一致，碳市场机制是其中之一。在亚洲，日本东京在2010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市级的强制排放交易体系，推出东京都排出量取引制度(Tokyo Cap-and-Trade Program，简称TCTP)。

从减排成本看，在现行电价机制之下，发电行业减排成本无法传递给终端用户，难以激励用户主动参与减排。此外，通过碳价格的引导，可以使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具备与火电竞争的可能性，这将加快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替代传统能源的过程。

一年后，东京附近的琦玉县也建立排放权交易体系。由于琦玉县的体系主要是对东京交易系统的复制，因此两者在2016年实现了碳交易体系的链接。根据中电联的研究，在被纳入碳市场的30亿吨二氧化碳中，如果仅靠火电技术减排，可以挖掘的潜力约只有5亿吨。首先，碳市场建立后，参与主体将会主动形成严格的碳排放检测报告核查体系(简称MRV体系)。

通过政策激励、政府补贴、税收减免、问责机制等一系列手段，倒逼市场参与者实现节能减碳目标。其次，碳市场建设后，稳定和可预期的碳价格信号将会出现，这将引导参与主体及时转型升级，采用先进的低碳技术。到2017年底，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比重为38.7%。供需双方要统筹供需双方的统筹，则是指在当前推进碳市场建设的过程中，要加强发电方和用电方的联动，多方面推进减排。

这个体系的建立将保障企业、行业碳排放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也会增加其碳排放的透明度。在过去一年中，碳市场建设的工作主要围绕机构研究制定碳排放报告管理办法、碳市场交易管理办法、发电行业配额分配技术指南等相关配套规章和技术规范等进行。

要对切实推进市场机制形成，实现落实减排目标，统筹新旧制度供需双方和国内国外三方面关系尤为关键。从积极一面看，三国各自在碳市场建设都具备5-10年的经验，且在MRV 的稳健性等链接形成的关键要素上基本一致，但在执行的严格程度、注册登记系统设计和配额跟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一方面，这些行业的节能潜力大，可以挖掘出更好、更大的减排效果;另一方面，上下游联动可以提升整体减排的效率，避免长期单一行业孤军作战带来隐患。要避免上述两点带来的问题，碳市场需要在建设的过程中统筹发电端和用电端。与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不同，碳排放总量控制是指用市场化手段与政府规制性措施相结合，激发和倒逼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以实现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总体控制目前生态环境治理需求较大、较迫切，这些需求往往是我们碰到的新问题。陈同斌指出，目前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积累增加较快，但真正实用性的成果明显短缺，已有实用性成果转化率不足，而且成果的应用转化还受到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等行政因素的限制，转化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以哪些人为本？他说，应该包含这个领域所有专业技术人才，可以来自于高校科研院所，也可以是政府管理部门，还有企业的技术骨干。

从咨询、规划、技术、设计到实施完整综合解决方案，某种程度上，易修复所做的事情正是《指导意见》所要求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陈同斌最近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直言。

他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还要建立符合生态环境产业特点的评价体系，通过调控进一步支持技术的转化。关键在以人为本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锦楼对《中国科学报》表示，重要的是建立以人为本的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体系。

他表示，这个行业需要细分、协作，而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就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不同的技术方案可以在这里交流碰撞。即便直接引进国外／区域外的技术，也往往需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不能直接套用。

具体问题经过不断研究找到解决方案，而这个过程中起到串联作用的就是人，解决技术的集成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拥有技术的人的组合。他还表示，相当一部分客户就是政府，另外一部分买方虽然不是政府，但是需要政府的协同才能满足一些相应的条件。即便直接引进国外／区域外的技术，也往往还需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不能直接套用。这一情况将会发生改变。

黄锦楼告诉《中国科学报》，生态环境领域问题的解决方案多是综合解决方案，前期的咨询是很重要的过程，而这也要靠人的经验。陈同斌告诉《中国科学报》，但技术储备不足而且相对滞后，与需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黄锦楼说，没有最好的技术，也没有最坏的技术，只有适用的，因此，生态环境领域需要一个不同于传统行业的技术成果转化体系。臧红印说，其实就是科研机构和企业、市场等多结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如果不能转化则无形中浪费了科研成果，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进步。

生态环境领域的成果转化具有政策和市场双导向性的特点。科研成果的重点到底是发论文还是实际应用，这一点在学界和业界并没有多少分歧，但是，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从论文到实际应用这最后一公里的事似乎不应是科学家的工作范畴。

评判生态环境科技成果的价值不能纯粹地以其带来的经济产出为标准，经济发展情况不同的地区可能采取的解决方案也是不一样的。与其他行业不同，生态环境领域很多问题具有公益性。科学家群体的主流价值观中没有转化意识。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实践证明，促进和加强生态环境领域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是我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这些成果的转化应用既改善了生态环境，造福广大民众，也带动了当地农民的脱贫致富，实现了打好生态环境治理与精准脱贫两大攻坚战的有机结合，取得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效益。但他仍然认为，好的重要科技成果必须应用起来，而不只是发点文章让少数同行看看就完事。

往往是环境政策倒逼产业升级和治污标准提升，市场推动科技成果推广转化，符合环境治理需求的生态环境科技成果才能实现其市场价值。以陈同斌参与的湖南常德土壤修复产业园为例，作为全国第一个土壤修复产业园，常德土壤修复产业园成功推动了技术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陈同斌表示，生态环境治理往往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应用技术成果转化。黄锦楼告诉《中国科学报》。